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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永和十二年(356年)，桓温率军北伐，船队来到泗水。大概是大军进军顺利，得意洋洋的桓温与一众僚属登楼船北望，编排了一顿西晋名臣王衍，指责这位三公之臣只会清谈，而全不通世务，以至中原陆沉。
桓温北伐示意图。来源/网络
在当时崇尚门第的大环境下，桓温这话刺痛了很多人。一位叫袁宏的记室参军站出来，坦言：“运自有废兴，岂诸人之过?”国运自有兴废之时，不能把锅甩给王衍啊。
桓温一看原来是袁宏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想必都听说过汉末刘表吧，他家里有一只巨牛，重达千斤，饭量十倍于寻常的牛。可是这头巨牛拉东西，还不如瘦弱的母牛。后来曹公破荆州，杀了分给士兵们吃肉，大家无不拍手称快。”
王衍是顶级名士，袁宏也是顶级名士，他们都是段子中的所谓“巨牛”。桓温赤裸裸地骂他大而无用，袁宏脸上白一阵红一阵，不敢再接话。
桓温是有名的段子大王，无论谁都敢骂，只是有时骂得深，有时骂得浅。这两个段子，其实不在骂人，而在于吐槽东晋士族只会空谈、全无用处。再往深处讲，算得上是对三国以来九品中正制的不满。
九品中正制发端于曹魏，正式光大于两晋，按说桓温也是受益者，连他都吐槽，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刚一出现就有问题。
那么问题又来了，既然与生俱来就有毛病，三国时为何还要发明这种先天不足的制度呢?
影视剧中，陈群和司马懿在商议九品中正制。来源/电视剧《大军师司马懿》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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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入膏肓的察举制
一物之生，必有其理。推源溯始，九品中正制之所以诞生，是因为它的前任不行了。
就选官制度的本质而言，中国古代其实只有三种制度——察举、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。九品中正制之所以在汉末三国出现，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，而是汉朝察举制的灰犀牛现象，终于爆发了。
察举制，简言之，由各级官员考察、推举优秀人才，作为国家官员的储备人才。察举的项目包括孝廉、贤良、秀才(东汉避光武帝讳改为茂才)、异科。设计初衷是好的，选拔各地德行、才能较好的人才，用作国家官员。
孝廉是察举的项目之一。来源/网络
但是这个制度关键在于，谁来察举?怎么察举?标准是什么?
制度运行之初，由于西汉社会风气比较清明，还算正常，选取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。但到了东汉中后期，贪腐之风盛行、利益胶结固化，察举制也随之被投机分子琢磨出了漏洞加以利用。
一方面是负责察举的官员搞权力寻租。应劭《风俗演义》里记载过一个叫五世公的人，此人担任广汉太守期间，连干过两桩肮脏事。一件是荐举同岁(就是同一年被察举为孝廉，类似于后来明清时所谓同年)段辽叔的长子为孝廉，段家这个儿子不论德行还是操守都很一般，社会上闻之哗然。另一件就更令人不齿，他又荐举另一个同岁蔡伯起的弟弟琰、儿子蔡瓒为孝廉，蔡瓒年方十四，连最低年龄都没到。事情弄到这个份上，不光因为社会风气坏，也因为察举制本身漏洞太大，缺乏制约，各级官员随便出卖国家名器换钱花。
另一方面，待察举的人也玩起了花招，用虚假的德行与名声，糊弄察举官员。东汉强调以孝行，青州乐安郡有个叫赵宣的人，为父母守孝，在墓道里住了二十年。这位老兄后来一炮走红，当仁不让地被荐举为孝廉。时任太守陈蕃很佩服这位老兄，叫来看看是何情况，一问之下，发现赵宣居然在二十年中生了五个孩子。真是一边树牌坊一边及时行乐，两不耽误。陈蕃大怒，当即废掉了他的孝廉资格。
回过头来反思，赵宣凭什么能骗过察举官员呢?不外乎察举缺乏一定的程序和标准，官员有时只是根据乡间名声，就大差不差地确定孝廉。赵宣钻的就是这个空子。陈蕃之所以能戳穿赵宣，靠的是自己认真的作风。制度好坏，在制度本身，而非执行者本身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察举制度是不可靠、不客观的。
这种灰犀牛现象，有智者大多能发现，但如何去解决?对汉朝人来说是个超越时代的难题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头灰犀牛冲过来，而无力纠正。
种种弊端积累发展，到东汉中后期，地方选举权被公卿大臣、名门望族所控制，选士任官的范围极度压缩，只在大家族的子弟中打转转，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。我们固然不能否认，由于汉朝时造纸术尚未流行，读书、拜师成本极高，贵族子弟确实比平民百姓整体文化水平更高一些，但无论如何，缩小选拔圈子不仅使国家丧失了更广阔的人才基础，也使贵族群体因为缺乏竞争而日益庸劣化。“举秀才不知书，察孝廉父别居，寒素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”成为察举制的真实写照。
袁绍号称“四世五公”。来源/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截图
